從1月29日小年夜開始，近年常幫許多社運人士打官司的律師曾威凱，每天從早就焦急等待，為張德正案下午可能開庭做準備，一連6天，北檢5度抗告，最後終於高等法院5度駁回，確定免羈押駕駛砂石車衝撞總統府的張德正。5日，台北車站前全國關廠工人連線舉行的社運團拜上，曾威凱心有所感地說：「這個年都不知道怎麼過的！」
這已不是曾威凱首次為社運人士勞心奔波，近年的大埔、紹興社區、華光社區、關廠工人，小至去年12月向行政院長江宜樺丟鞋的清大學生孫致宇，他都無酬擔任義務律師。前陣子網路更瘋狂轉寄他向去年10月朝馬英九丟鞋的婦人說的一段話：「當妳丟出那隻鞋時，就已經支付了我的律師費。」
美麗島事件開拓律師夢
37歲的曾威凱，執業不到4年。想當律師的種子萌發在國小六年級，父親常帶著他到民進黨政治人物演講場合。當時的他看見美麗島時代的律師們，儘管收入頗豐，可以不必淌渾水，卻仍願意冒生命危險替政治犯打官司，深深覺得他們好了不起，「我決定長大以後也要做點什麼，讓整個社會可以更好。」
不過，他的律師生涯繞了好大一圈。高中填志願時，因為成績的關係，上了文化兒福系。畢業後曾在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、人本基金會工作，在工作場合遇見許多為政治犯、因宗教或種族受迫害的受害者打官司的律師，終於在30歲那年，決定重拾兒時夢想，一舉考上台大科際整合法律學研究所，最後進入承展商務法律事務所。
擔任律師3年多來，他發現，即使在台灣這個被認為是民主法治國家，人權保障仍相當落後。不論是關廠工人或苗栗反瘋車社運行動，幾乎每次結束後都有人遭起訴。光反瘋車成員就有30多人被起訴，面臨半年以上的訴訟期。
曾威凱說，比照以前台灣民主化過程，社運人士丟擲汽油彈、棍棒齊飛的激烈手段，現在社運「哪個不是手無寸鐵？」頂多丟鞋、將自己與房屋鏈綁在一起，並不會傷害他人。據他觀察，自從馬英九上任以來，對異議者採取非常嚴厲的態度，整個社會氛圍往後倒退，明顯向財團靠攏。
他直白地說，「國民黨不是一個對民主法治有信仰的政黨。」政府當局會說依法行政等漂亮的口號，但就事件來看卻完全不是如此。他認為，獨裁的統治者內心可能有很深的恐懼，害怕一般人民的覺醒。
社運事件愈火熱，接觸的群眾就愈多。「也許無法阻擋一次次的開發或都更，但會有更多人覺醒意識到那並非『他們』的事情，而是『我們』的事情。」
就像愈來愈多律師跳出來為社運人士擔任義務律師，甚至全國各地組成義務律師團，代表一定的象徵意義。曾威凱說，這些律師站出來，「是要讓社會大眾知道，我們可以選擇更安逸的生活，不必過年還這麼累，希望更多人一起思考這些事件是怎麼回事。」
為小人物發聲更有意義
許多人質疑他為何要替張德正辯護？他認為這正是律師存在的意義，無論被告有罪與否，都應受到法律保障人權。在無罪推論的前提下，不應被剝奪基本人身自由。他反問：「連程序正義都無法確保，如何確保判決是正當的？」
社會輿論反映出台灣對法治的認識不完整，對被告應受到完整法律保障這件事，一般人很難理解，更何況面對犯下滔天大罪的人，更難談論人權保障。曾威凱說，他當律師的初衷，是要當一名刑案律師，面對人性的醜惡與考驗，與無法避免的社會壓力，依然維護法律人權，正是他當律師的初衷。
他正在處理一件9名印尼漁工殺害台灣籍船長、輪機長的案件，他解釋，這些外籍漁工不了解台灣法律，更不明白法律訴訟過程，如同那些面對國家機器的小人物，沒有律師幫忙，他們一天也撐不下去。這樣的案件更能凸顯律師存在的意義。
很多人問他，老是擔任義務律師，收入能溫飽嗎？曾威凱笑說，每個人的選擇不同，「要吃得飽或是吃很飽而已。」
他指出，律師法第一條寫明，律師的使命要保障人權，促進民主法治，是每個律師應做的事，律師並非只是謀生工作，正因為有獨立性，可以面對國家公權力，檢察官、法院時，可以獨立行使職權，為當事人爭取利益，因此他選擇當一名社運人權律師。他已選擇未來的律師生涯要繼續與小人物站在一起，他笑說：「傻瓜才能改變世界。」
（圖說）曾威凱說，這幾年來統治當局透過檢調力量，愈來愈不加節制。透過逮捕、監禁、起訴手段壓制不同意見的人，正因為有這些事情，才會促成愈來愈多律師覺醒。義務律師團成員們常笑說：「我們可以怕老婆，但不能怕國家機器。」
這已不是曾威凱首次為社運人士勞心奔波，近年的大埔、紹興社區、華光社區、關廠工人，小至去年12月向行政院長江宜樺丟鞋的清大學生孫致宇，他都無酬擔任義務律師。前陣子網路更瘋狂轉寄他向去年10月朝馬英九丟鞋的婦人說的一段話：「當妳丟出那隻鞋時，就已經支付了我的律師費。」
美麗島事件開拓律師夢
37歲的曾威凱，執業不到4年。想當律師的種子萌發在國小六年級，父親常帶著他到民進黨政治人物演講場合。當時的他看見美麗島時代的律師們，儘管收入頗豐，可以不必淌渾水，卻仍願意冒生命危險替政治犯打官司，深深覺得他們好了不起，「我決定長大以後也要做點什麼，讓整個社會可以更好。」
不過，他的律師生涯繞了好大一圈。高中填志願時，因為成績的關係，上了文化兒福系。畢業後曾在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、人本基金會工作，在工作場合遇見許多為政治犯、因宗教或種族受迫害的受害者打官司的律師，終於在30歲那年，決定重拾兒時夢想，一舉考上台大科際整合法律學研究所，最後進入承展商務法律事務所。
擔任律師3年多來，他發現，即使在台灣這個被認為是民主法治國家，人權保障仍相當落後。不論是關廠工人或苗栗反瘋車社運行動，幾乎每次結束後都有人遭起訴。光反瘋車成員就有30多人被起訴，面臨半年以上的訴訟期。
曾威凱說，比照以前台灣民主化過程，社運人士丟擲汽油彈、棍棒齊飛的激烈手段，現在社運「哪個不是手無寸鐵？」頂多丟鞋、將自己與房屋鏈綁在一起，並不會傷害他人。據他觀察，自從馬英九上任以來，對異議者採取非常嚴厲的態度，整個社會氛圍往後倒退，明顯向財團靠攏。
他直白地說，「國民黨不是一個對民主法治有信仰的政黨。」政府當局會說依法行政等漂亮的口號，但就事件來看卻完全不是如此。他認為，獨裁的統治者內心可能有很深的恐懼，害怕一般人民的覺醒。
社運事件愈火熱，接觸的群眾就愈多。「也許無法阻擋一次次的開發或都更，但會有更多人覺醒意識到那並非『他們』的事情，而是『我們』的事情。」
就像愈來愈多律師跳出來為社運人士擔任義務律師，甚至全國各地組成義務律師團，代表一定的象徵意義。曾威凱說，這些律師站出來，「是要讓社會大眾知道，我們可以選擇更安逸的生活，不必過年還這麼累，希望更多人一起思考這些事件是怎麼回事。」
為小人物發聲更有意義
許多人質疑他為何要替張德正辯護？他認為這正是律師存在的意義，無論被告有罪與否，都應受到法律保障人權。在無罪推論的前提下，不應被剝奪基本人身自由。他反問：「連程序正義都無法確保，如何確保判決是正當的？」
社會輿論反映出台灣對法治的認識不完整，對被告應受到完整法律保障這件事，一般人很難理解，更何況面對犯下滔天大罪的人，更難談論人權保障。曾威凱說，他當律師的初衷，是要當一名刑案律師，面對人性的醜惡與考驗，與無法避免的社會壓力，依然維護法律人權，正是他當律師的初衷。
他正在處理一件9名印尼漁工殺害台灣籍船長、輪機長的案件，他解釋，這些外籍漁工不了解台灣法律，更不明白法律訴訟過程，如同那些面對國家機器的小人物，沒有律師幫忙，他們一天也撐不下去。這樣的案件更能凸顯律師存在的意義。
很多人問他，老是擔任義務律師，收入能溫飽嗎？曾威凱笑說，每個人的選擇不同，「要吃得飽或是吃很飽而已。」
他指出，律師法第一條寫明，律師的使命要保障人權，促進民主法治，是每個律師應做的事，律師並非只是謀生工作，正因為有獨立性，可以面對國家公權力，檢察官、法院時，可以獨立行使職權，為當事人爭取利益，因此他選擇當一名社運人權律師。他已選擇未來的律師生涯要繼續與小人物站在一起，他笑說：「傻瓜才能改變世界。」
（圖說）曾威凱說，這幾年來統治當局透過檢調力量，愈來愈不加節制。透過逮捕、監禁、起訴手段壓制不同意見的人，正因為有這些事情，才會促成愈來愈多律師覺醒。義務律師團成員們常笑說：「我們可以怕老婆，但不能怕國家機器。」
